知识分子难逃被迅速淡忘的命运？| 李敖逝世两周年

如果要评选近四十年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李敖绝对榜上有名。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他长期活跃在热点之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言论一呼百应，却也招来无数骂名。例如小说家陈村曾公开发文批他：“一个人被单独囚禁在牢里，必须鼓舞自己自上而下的勇气。需要点大话和空话是应该的。李敖的‘大话癖’想必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2020年3月18日，李敖逝世两周年。他曾集誉谤一身，他的去世也引发了舆论的沸腾，但有趣的是，过去的两年除了纪念日，很少再有人谈李敖，不仅是大众，也包括知识分子群体，昔日在两岸三地一呼百应的他，却在死后遭遇冷落。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李敖绝不完美，甚至自大自恋，但身处历史巨变的时期，为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个表率，他的一生对得起知识分子的良心。

今天的文章为评论人宗城于李敖逝世一周年时所写，原刊载于洞见栏目第414期。在两周年之际重读，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李敖为何难逃被迅速淡忘的命运？

李敖去世一周年了。他生前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而救世”，出了一百二十多本书，被禁九十六本，但台湾当局再怎么禁都阻挡不了他掀起的潮流，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有一股李敖热潮，李敖的批评文章传遍千家万户，被五湖四海的大学生阅读，借助书本和电视传媒的推动，他和龙应台、王小波等人一道，成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启蒙。

但时过境迁，李敖离开了，他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力却大幅消散了，如今依然有很多人知道李敖，但他的作品却很难深入青年人了，仿佛对今人来说，李敖成为一个过去时。这个变化究竟是怎么造成的，李敖乃至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为何都迅速被淡忘了？这要从他们走红的原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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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现象：昔日为何能一呼百应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李敖在台湾就小有名气。他连发《历史与人象》《教育与脸谱》《上下古今谈》《乌鸦又叫了》《孙悟空和我》等著作，惊动台湾当局，李敖针砭时事的态度和对台当局的痛批，不但为他惹来牢狱之灾，也让他在民众中收获人气。戒严时期，天下苦当局久矣，李敖的笔就像暴雨梨花针，打破了压抑的舆论氛围，也让当权者脊背发凉。

到九十年代，港台风吹入大陆，李敖痛快洒脱的文风，正和当时青年的口味，尤其是他评论台湾政治的文章，引得媒体和报刊竞相转载。李敖现象和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依托于当时浓厚的公共论政氛围，不只是李敖，王小波、龙应台、陈文茜、柏杨等人也在那时候声名鹊起， 知识分子以公共议政为习惯，真切盼望通过言论影响中国。

现在人们提起“媒体知识分子”，会想起许知远、罗振宇、高晓松，其实早在世纪初，知识分子就依靠媒体作为言论阵地。李敖是中国最早一批录制个人电视网络社论节目的人，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设的《李敖笑傲江湖》《李敖秘密书房》可谓先行者，比《罗辑思维》《晓说》《文茜大姐大》等同类型节目都要早。步入二十一世纪，李敖又在凤凰卫视开播《李敖有话说》，从2004年讲到2007年，政治、社会、文学、历史、八卦无所不谈，李敖一代狂生，说话无所顾忌，是当时言论界不可忽视的力量。

到了2005年，李敖在大陆的声势达到一个高潮，他在清华、北大进行了两次演讲，凤凰卫视全程直播，许多热情的学生堵在门外，赫然拉出了“敖哥欢迎回家”“敖视群熊”的横幅，李敖在那两次演讲中也没有回避台湾问题，他旗帜鲜明的反台独态度，赢得了一众人的支持。

但近十年，李敖的声势不如从前了。在台湾，他的名望依托在速朽的时事上，在公共言论兴盛时还可以一呼百应，时过境迁便迅速冷落了。在大陆，李敖关心的问题不再合新一代青年口味，中国的公共议政热情也不再如九十年代那般热烈，网络上很少再有《李敖有话说》这样的节目，互联网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转向保守， 李敖还是那个李敖，但适合他的土壤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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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走后：最被谈起的，是八卦和《北京法源寺》

李敖去世时，在互联网一度形成热点，许多人自发哀悼他，也有批评家重提他的争议往事，但在那一天之后，对李敖的讨论就迅速下沉了。根据百度指数的数据，实际上除了2018年李敖去世的那段时间，从2012年到如今，对李敖的讨论都在低位徘徊，与之对比，同样兼具作家和知识分子属性的鲁迅和王小波在非纪念日也不乏讨论。 由此可见，公众谈论李敖的兴趣并不大，没有纪念日的推动，李敖几乎就被忘却了。

网络讨论热度：李敖（图一）与鲁迅（图二）、王小波（图三）的对比

李敖走后，他最被热议的其实不是时政评论，而是《北京法源寺》和他与胡因梦等女人的八卦。在大众之中，李敖的八卦被自媒体翻来覆去地嚼烂梗。 在知识分子领域，2015年田沁鑫导演的话剧让他再次被讨论。《北京法源寺》是李敖写得最好的小说，小说以屹立千年的古寺为线索，将视线瞄向风起云涌的戊戌变法时期，它表面上是历史小说，实际上是李敖的论政集，他把自己对千年中国的思索，浓缩在这部汪洋恣肆的小说中。李敖生前出了一百二十多本书，《北京法源寺》是他文学性最好的作品。

李敖生前身后讨论度的悬殊，表面是个政治问题，实则是个文学问题。 李敖的大部分时事文章离时局贴得太近，好处是发出来时紧跟热点，能迅速引起大众共鸣，坏处就是缺乏余韵，由于仓促写就而在文学性上有所欠缺。今天再看李敖的作品，会有种散漫的感觉，李敖的快意让他的文章非常好读，但也因此牺牲了文本的层次感。

这不只是李敖个人的困境，中国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都逃不掉。我们现在还能想起鲁迅、钱锺书、王小波，但让我们再回顾八九十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还能想到几人？ 那些能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依靠的也不是他们的时政评论，而是无心插柳的小说、散文、诗歌乃至戏剧。 王小波最耐读的不是他的随笔集和评论，而是《黄金时代》《红拂夜奔》这些小说，我们如今也很难记起来瞿秋白、胡适等人发表的评论，但他们写就的隽永散文、深刻理论，到此刻仍煜煜生辉。

很多评论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穷经皓首，想要在小说之林证明自我，可知名如詹姆斯·伍德，写起小说来却也蹩脚平庸，反而是情愿评论速朽的鲁迅，百年过后，依然不朽，这不只因“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鲁迅的评论，兼顾了锋锐和隽永，所以我们读他的批评，时常余音绕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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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困境：思想力、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周旋

那么，知识分子是决计很难挣脱时间之壁吗？那些关心公共政治的知识分子，真的只能接受速朽的结局吗？

其实不尽然。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宽，就会发现能留下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少，他们未必在公共领域发出激进言论，但他们都有思想上创新的精湛作品。从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进行社会学分析的《论美国的民主》，到葛兰西探讨革命运动领导权的《狱中札记》，再到鲁迅对国民性的精准论述，他们都凭借前所未有的洞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公共记忆中。 知识分子在纵向时间上的传播更依靠思想力，思想的纯度越高，这个人被后世讨论的可能也就更大， 知识分子的留名主要通过同行的传播，他影响了越多后世学者，他就有可能打破时间之璧，但如果他的思想没有创新，只是一些时髦词汇的新瓶装旧酒，他就逃不过速朽的命运。

当然，对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改变社会比扬名立万更令他牵挂。知识分子的希望在于他的言论实实在在地落地，知识分子的沮丧则在于被彻底遗忘，一切话语都沦为自说自话。

福柯认为：“知识分子就是由于道德上的、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原因自觉地成为（可以发出自己声音的）普世、大众价值的代表。”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凭借着在公共领域的发言优势，知识分子在诸多“关键时刻”扮演着重要角色。德雷福斯事件、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月风暴等，都能见到知识分子慷慨激昂的身影，他们扮演意见领袖，通过评论、演讲、小说甚至发起运动等方式，参与或制造公共事件，推动社会变革。

到如今，依然会有人为知识分子的呐喊而心潮澎湃。有名者，如胡适，学成归国，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倡导组建一个开明的政府；如鲁迅，一笔惊雷，“吵醒了铁屋中的昏睡者”。知识分子曾有兼济天下之心、安邦定国之策，是转型中国的重要参与者，但九十年代至今，知识分子的力量明显减弱，学者、作家乃至更广泛理解的文化人士中，真正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曾经“铁肩担道义”的勇气，似乎也被步步驯服， 所以今天重提李敖，其实还有社会层面上的意义。

香港作家马家辉说：“拳王阿里年轻时打出一拳，有三百磅，老去之后，打出一拳，仍然有一百八十磅，比百分之九十的拳手都更有力量。（李敖）他正是”文化阿里”，于老病之际挥拳，仍然足以把你打死。”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李敖绝不完美，甚至自大自恋，但身处历史巨变的时期，他为中国知识分子做了一个表率，他的一生对得起知识分子的良心。